第一章 幸福观的内涵及其测量_一、中国的幸福观

第一章

幸福观的内涵及其测量

幸福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在本书的导论中我们回顾了中西方各位学者对幸福这一概念的不同解读。简单来讲，幸福是指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感到精神上的满足，幸福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由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价值目标不同，所以也就拥有各自不同的幸福观。不同的阶级、年龄阶段、生活方式、等都会造就不同的幸福观。由于幸福观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对究竟什么是幸福的问题都进行过思考，提出过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的幸福观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文化建构了幸福观并塑造了个人幸福的主观经验，文化也因此为人们设定了幸福的不同来源与条件。在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西方价值观受到追捧的当今社会，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幸福观问题上的思想和观点，对于追求幸福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生育文化中的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祖宗祭祀”、“养儿防老”、“无子富不久，有子穷不长”、“传香火”、“百善孝为先”等都是一种幸福观的摸索与结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幸福观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影响最为深远。

（一）中国传统幸福观

1．民间幸福观和“五福”幸福观

中国传统文化里，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芸芸众生，长寿都是中国人极端关心的永恒主题，显示了中国人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事实上，人生的幸福都必须建筑在生命的基础上，没有了生命，幸福便无从谈起。因此，在中国民间传统的幸福观中，长寿之福是最受重视和推崇的。

民间幸福观中，除了长寿以外，幸福观与实现个人价值和家族兴盛联系在一起。中国追求人丁兴旺体现了古代民间对幸福的一种理解，而这样的幸福还需要在“高官厚禄”中得到充盈。“禄”有追求功利和社会地位的含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观问题的系统探讨，始于春秋中叶的《尚书·洪范》。《洪范》原是商代贵族政权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洪范”即统治大法。该文提出了“五福”的概念，包括：“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善终正寝。”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传统幸福观的发展。

2．儒家德福一致的幸福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幸福感不是一种单纯的感觉

，不是单独的“乐”或者“福”，它往往与“善”、“美”紧密联系在一起。传统儒家幸福观主张“德福一致”，认为道德与幸福内在融于一起。认为人生的幸福体现在个人的善行之中，人们不断提升个人美德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此外，儒家主张仁爱幸福。这一观点与“德福一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为美德要求人们不能只注重个人的幸福，而应当将个人的幸福融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之中。仁爱幸福体现的是“自我独乐不如与民同乐”的幸福境界，实行仁爱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实现普天下人的共同幸福。这与影响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佛教所倡导宗旨一致，即个人在修行成佛的同时，要救度苦恼的众生，尽一己之力协助他人达到幸福境界。

3．道家合于自然的幸福观

与儒家幸福观不同，道家主张自然的幸福，认为万物的本然状态是最好的状态，一个人是否享有真正的幸福，不是看一个人是否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也不在一个人是否具有他人所尊崇的德行，而在其是否合于道或自然，如果顺应自然之性，就能得到最大幸福，所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老子认为，幸福与不幸的关系是辩证的，是互为基础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道家告诫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不必太在意一件事情在当下来说是祸或是福，从辩证的思维看，一种因素中往往潜伏着对立的另一因素，祸与福双方是可以转化的。怎样理解祸与福的这种辩证关系，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基础。老子进一步阐述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意思是，祸、福虽难以预测，但可以依靠人的努力去转化和维护，从而在祸福面前形成更为平和的心态，达到一种坦然而和谐的幸福状态。

（二）新时代的幸福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尽管面临各种国内外困难，但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国外殖民势力压迫的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投身于火热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四大件儿”悄然兴起。“三转一响”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是当时能让人引以为豪的物件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四大件儿”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被替代为“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 和“手机、电脑、汽车、房子”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的幸福观与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制度紧密相连，个人的幸福烙上了

鲜明的时代印记。那一时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以政治挂帅，“重政治、轻生产”, “重思想、轻利益”, “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 “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 “不计劳动报酬、只讲政治觉悟”, “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生产力论”……这些口号主宰了那个年代的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使得个人的利益追求受到抑制，个人的自主性得不到发展，个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由国家按计划统一安排，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也就变成了对这些口号的服从和响应，凡是与这些口号相抵触的个人幸福追求都被当作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行为。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似乎淡忘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只能满足于国家给个人安排好的一切。因为如果有人试图在国家安排的基础上对个人的生活境遇做一点点改变，那么，就会面临“境界不高”、“争名争利”、“见利忘义”、“贪图享受”等指责和批判。不论个人真实的心理感受和愿望到底如何，个人幸福在政治挂帅的主导下，实际上变成了服从的代名词，服从组织安排就是幸福。在当时的普通人看来，政治上进步，比如入党、受党组织表彰等就是最大的幸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幸福观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转向：一是注重物质生活的幸福。当个人通过合法的劳动能够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并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时，个人的幸福感就不仅仅是享受物质生活自身，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幸福充满信心和期待。二是注重个人感受的幸福。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克服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个人正当权益的忽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伴随而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对当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幸福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人产生了新的选择困惑和幸福困惑；当前世界各国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国民幸福问题，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强，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就曾经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将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作为一项涉及民生的重要工作。今天重提中国人的幸福观，既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党和政府关注民生的新表现。

进入21世纪，面临着经济知识化和经济全球化洪流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大调整、大转折、大变化、大发展时期。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已进入全面、快速工业化阶段。随着物质的日渐充裕，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充实，开始注重精神上的幸福；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成为幸福社会建设的原则要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