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_要论摘编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要论摘编
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1987年2月18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5—206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 《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第1版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习近平同志强调，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重温党和人民共同走过的光辉历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入党积极分子也应该掌握基本党史知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一步一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于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无产阶级也开始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
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中国早期官办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工人阶级逐步壮大起来。到1919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有200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
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向封建的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拥护十月革命、信仰共产主义并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也使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五四运动后，一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
1920年1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1920年10月，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秋到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下半年，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921年初，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12人。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也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1923年6月12日在广州召开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并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中共二大旧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
基于五卅运动掀起的大革命**和广东革命根据地有利形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广东革命政府准备进行北伐战争。北伐军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并没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早在北伐战争前夕，国民党右派势力就掀起了反共逆流。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并开始密谋反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也开始对其进行拉拢。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党没有在危机中认识和准备对待如何生存与坚持斗争的问题，更没有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而只是幻想以退让求团结。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国民党反动派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逮捕、屠杀，大革命宣告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对内竭力维护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首先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起义部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南昌起义总指挥所在地—江西大旅社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著名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个方针，是党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不同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不仅有军队参加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起义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决定迅速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秋收起义后不久，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于1927年12月11日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一直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全国各地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为中国革命掀起了新局面，并为后来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过程中，经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就是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在所著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要求红军实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正规战。在组织路线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致使红军损失惨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红军“长征”一词的由来
“长征”一词，随着红军长征的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据考证，“长征”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935年5月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这是首次提出和使用“红军万里长征”一词。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
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会议之后不久，又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后，党领导各路红军，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进行殊死的战斗，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战胜了雪山草地等自然条件的艰难险阻，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时两年的长征，最后以共产党和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毛泽东评价长征时曾说：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宣告结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9月18日夜，驻中国沈阳的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铁轨，反诬为中国军队所破坏。随即武装袭取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1935年8月1日，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量去为抗日而奋斗。《八一宣言》的发表，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当时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致东北全体将士书，重申党的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表示希望首先同在陕北的东北军实现停战。驻守西安的张学良的国民党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同意我们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坚决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到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向张、杨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于12月23日、24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西安方面同蒋介石的谈判。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和联共抗日等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并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至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29路军宋哲元部的广大官兵，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奋起自卫，自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寇侵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早在1935年，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就提出，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在抗战初期的出现，毛泽东于1938年5月写了《论持久战》一文。为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为了实现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统一，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从1941年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四年之久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正式举行，历时50天。这次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正确路线、纲领和政策。大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较为全面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及其基本内容。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至此，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20余万人，共产党员120余万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28日上午，毛泽东等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图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张治中、赫尔利在延安机场上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8月28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偕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由于共产党方面的积极努力，加上全国人民的压力，经过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10月17日毛泽东对延安干部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指出：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的谎言，使国民党被迫承认民主团结的方针。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调30万重兵，开始向中原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战争初期的形势是极其严重的。当时，国民党拥有430万人的兵力，有“飞机加坦克”的现代化装备，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100余万人，统治着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美国用军舰和飞机运送国民党军队54万余人到达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并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9万人在中国登陆，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为国民党守护交通线。而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余万人，其中正规军只有61万人，装备是“小米加步枪”，又分散在各个解放区，解放区人口只有1.2亿多，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因此，敌我力量的对比明显地表现为敌强我弱，国民党反动派处于优势，而革命力量则暂时处于劣势。
到1948年的秋季，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280万人。国民党在战略上被迫放弃了“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实行了所谓的“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个地区的大城市里，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情况表明，革命武装同反革命武装大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底，中央军委先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敌154万余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战略战术运用之好，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经过战略决战，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向前发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党的基本任务、基本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全会制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巩固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实行战略转移。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城市的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指出全党在胜利面前，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为党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在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毛泽东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局部）
1949年4月21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归于覆灭。之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未解放的地区进军。12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内地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在首都北京举行开国大典。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从此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就。
三、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探索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今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内，进一步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对于巩固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干涉朝鲜内政，美国又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发动大规模侵朝战争。美国军队无视中国人民的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不断轰炸我国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为制止侵略、保卫远东和平而并肩作战。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动起五次大规模战役，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同朝中人民军队进行谈判。此后，中朝人民军队同敌人进行了两年多的阵地战，包括著名的上甘岭和金城战役。经过三年的战争，美国侵略军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粉碎了美国侵略者吞并全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狂妄计划，保卫了朝鲜独立和中国的安全，捍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参战
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打击不法资本家，清除党的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化分子，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拉开帷幕。“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情报。“三反”“五反”斗争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和在人民中的威信，加强了工人对私营工商业的监督和管理，打击和限制了不法资本家的生产经营活动，教育了党的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干部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信。
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为了指导和促进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1953年6月，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三大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从此，中国开始进入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图为毛泽东接受工商界代表呈送的报喜信
1957年4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整风指示发布后，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却有一些人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面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了，一直到1958年夏季，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完全结束。对极少数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却被严重扩大化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次会议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这就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使“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
由于实行“大跃进”、开展“反右倾”斗争，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经济困难。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是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后党所采取的正确方针，是党为战胜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而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纠正1958年以来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主
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七千人大会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顿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的通过，正式确认了“**”的“左”倾指导方针。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举行。图为（左起）朱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在一起研究问题
九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削 弱了林彪集团的势力，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林彪集团见形势对他 们 不 利，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并准备在毛泽东巡视外地时实施谋杀计划。由于毛泽东事先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察觉，从而使林彪的谋杀计划破产。1971年9月12日，林彪准备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12日下午，毛泽东安全抵达北京。林彪的阴谋又一次被打乱。于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于9月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
四届人大闭幕后，鉴于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艺事业、军队、党的组织等进行了全面整顿，着手恢复八大的正确路线，逐渐发展成对“**”的比较系统的纠正。以后，国民经济开始走向恢复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形势又出现了停滞，同时也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1976年10月，党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这场灾难，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首都百万群众欢庆粉碎“四人帮”
四、开创和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之后不久，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发表文章和讲话，支持和赞成这篇文章中表达的精神。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还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这样，全会就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为进一步解决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问题，正确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于1981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党于1982年9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显得更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已成为推动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创建取得成功经验后，1984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发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的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约两亿人口的前沿地带，为中国经济的振兴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1987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即将走过十个年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系统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还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到1990年底，“十五”计划胜利完成，十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也已经提前实现。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低潮。这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严峻考验。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考察，并发表了“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肩负着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重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十四大还全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97年9月，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认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完成十五大确定的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任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大力促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2000年3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制定的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是要力争用十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有突破性进展，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加快转化，具有特色的地方经济初步形成，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控制。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西部地区将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西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六大是在新世纪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对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做出战略部署。大会明确而具体地规划了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改革的任务。明确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为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这个奋斗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大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根据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我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五个方面新的更高要求。这些新要求既与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到2020年奋斗目标相衔接，保持了目标的连续性，又根据新的情况和条件充实了奋斗目标，增强了目标的针对性。党的十七大同时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党的十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八大报告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思想。中国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内涵。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和每个中国人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人生价值、社会理想、责任所在。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深入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全会作出的重大部署、取得的重要成果，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确定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这是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们要全面把握新的目标要求，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统筹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