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自信近百年的衰落

|第一章|

文化自信的前世今生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将文化自信摆到了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的地位，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一论断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高屋建瓴地指明了方向。抚今追昔，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间，文化自信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一个逐步从自信满满到丧失自信的过程，令人不胜唏嘘。

传统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非常自信的民族，这不仅体现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创造出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更体现在中华文化在遭遇重大挫折时坚韧不拔的精神上。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元朝和清朝也应当算作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实际上这两个朝代都是异族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土地，中华民族在当时的情况下都遭遇了“亡国”之痛，即便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没有垮，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没有断。而元朝和清朝的异族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在中国推行的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考的依然是儒家经典。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两个朝代由于民族的交流和融合，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无疑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旺盛生命力。

第一节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自信近百年的衰落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却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梦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虽然在战场上连吃败仗，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丢失的领土远远不及元朝和清朝，比在战场上的失利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霍然发现，在中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文化上也吃了大败仗，西方文化的优势成为了他们在战场上获得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失败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鸦片战争刚刚失利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1842年，最早提出要向西方人学习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将学习的方向定义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只是由于中国人不重视西方的技术，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只是他们的“长技”，而在文化上我国还是天朝大国，西方只是落后的蛮夷。

但随着中华民族打开国门，在派遣各种留学人员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感受到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对自己的冲击。1876年，郭嵩焘在英国考察期间，对西洋的政治制度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有之义，设买阿尔（Mayor即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并说“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这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对西方文化根基上产生的政治制度有了一种羡慕和向往之情，一句“中国秦汉以来二千年适得其反”更说明了对中国的文化自信产生了动摇的心态。与此前后，中国洋务派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中高举“中体西用”的大旗，这时候的中国文化虽然依然是“体”，但西方的指代名词已经由魏源充满鄙视的“夷”字变为了中性的“西”字。洋务派在政坛上的逐渐崛起，是与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与西方的“船坚炮利”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残酷现实分不开的，正是这一残酷现实令洋务派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是加速中国近代化的必要条件。在洋务派的努力和影响下，采西学、制洋器、兴学堂等一系列近代化政策与措施相继出台，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小的实绩。但是洋务派中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都是心存庙堂的忠实于朝廷的大臣，无论在思想上还是道义上，他们也都是将儒家经典奉为万世不变的圭臬，然而面对西方文明的步步紧逼，迫切要求洋务派从文化上去阐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并直面西学的引进会不会对中学造成冲击的问题。为了解决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与引进西方文明的冲突，洋务派在解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道难题上，千方百计去证明中学与西学不但不会发生冲突，而且能够相通相容、相辅相成，西学的引进对于中学乃是无害而有益的大好事。在这一大背景下，“西学中源”说应运而生。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为了论证派人去西方学习机器制造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时指出：“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人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尤异者

，中术四元之学，阐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数之新法，近日译出于上海，显然脱胎于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已可概见。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专精推算，发为新奇，遂几于不可及。中国亦务求实用，焉往不学？学成而彼将何所用其骄？是故求遗珠不得不就赤水，寻滥觞不得不度昆仑。后之论者，必以和仲为宅西之鼻祖，《考工》为《周礼》之外篇，较夫入海三千人采黄金不死之药，流沙四万里翻青莲般若之文，岂可同日语耶？事虽创闻，实无遗议。”郑观应也曾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洋务派借“西学中源”说进一步对中西之学有了“道器”“体用”之说，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致友人信中，试图从道器关系上阐明西学具有的效能，他写道：“尝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盖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于地球甲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绎而来合者，亦理之然也。”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中也指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放弃中国的文化自信，但已经不敢小视西方文化，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文明采取一种借鉴和重视的态度。

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粉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中体西用”的思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慨叹。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在元朝亡国的情况下没有喊出“大变局”的口号呢？正是因为元朝虽然亡了国，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没有垮，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是自中华民族形成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在这种惨痛的领悟中，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君主立宪的口号，为了能与当时的顽固派达成妥协，并能够广泛地获得中国大众的支持，在戊戌变法的思想武器上使用的是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这两部书中，康有为宣称自东汉以来统治者独尊为儒学正宗的古文经，实际上是刘歆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新学，这些伪造的新学，湮没了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是改制的祖师，在《孔子改制考》的首章就对孔子极尽颂扬：“上古茫昧无稽，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而后，康有为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附会于孔子，给孔子以崭新的形象：“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此条犹可考旧制男女平等，自后世尊阳抑阴，乃广备妾媵以繁子姓，泰西一男一女，犹中国古法也。”“世卿之制，自古为然，盖由封建来者也。孔子患列侯之争，封建可削，世卿安得不讥。读《王制》选士、造士、俊士之法，则世卿之制为孔子所削，而选举之制为孔子所创，昭昭然矣。选举者，孔子之制也。”康有为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选举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声言为孔子所创，简直把孔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创始者。不仅如此，他还论道：“凡大地教主，无不改制立法也。诸子已然矣，中国义理制度，皆立于孔子，弟子受其道而传其教，以行之天下，移易其旧俗。若冠服、三年丧、亲迎、井田、学校、选举，尤其大而著者。”“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若《诗》《书》《礼》《乐》《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旧典。于孔子无与，则孔子仅为后进之贤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岂足为生民未有、范围万世之至圣哉！ ”也就是说，变法派在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时不得不高举孔子的大旗，以重新解释孔子的论述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张目。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文明的时候仍然采取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即便如此，戊戌变法仍然遭到了顽固派的绞杀，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算起，戊戌变法只持续了短短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精英们的探索还在进行，并导致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

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列强已逐步控制了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而清朝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腐朽统治越来越激起国人的愤怒。在文化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过去对天地鬼神的信仰以及对祖先神灵的崇拜，都被视为违反科学的陋习。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王如今也走下了神坛，人们甚至可以将当朝天子骂为“未辨菽麦”的“小丑”，更有人公开发誓要以张良之铁锥、荆轲之利刃，“直取国中专制魔王之首于百步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由于教人忠君、服从，也被斥为“致胎中国二千年专制之毒、民族衰弱之祸”的“民贼”。也就是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核心理念都开始受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批判。当时关于中西文化之辨，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是欧化派，他们非常重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传播，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主张“不将古来迂谬之学说，摧陷而廓清之，则新世界之文明无自而入”。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将传统文化彻底否定，而是认为周秦学术、两汉政治、宋明理学等“国粹”“皆可超越一世，极历史之伟观，较诸希腊罗马未或下也”。第二派是国粹派，他们侧重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有所谓“古学复兴”之说，针对欧化派对本民族优秀传统重视不够的弱点，国粹派有意识地用发扬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试图从传统中汲取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不同于这两派的是所谓调和派，他们对于顽固保守封建文化，只限于从西方吸收工艺的做法和一切照搬西方，主张否定传统文化核心观念的做法都持批判态度。他们指出：“闻之开新、守旧两派之言矣。开新者曰：欲造新中国，必将中国一切旧学扫而空之，尽取泰西之学一一施于我国。守旧者曰：我欲强我国，行我古代圣王之法而有余，不必外法；或但取其艺学。二家之见，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他们认为，对于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都不应该不加分析的一概接受或一概排斥，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夫我国之学，可遵守而保持者固多，然不合于世界大势之所趋者亦不少，故对于外来之学，不可不罗致之。他国之学，固优美于我国，然一国有一国之风俗习惯，夏裘而冬葛，北辙而南辕，不亦为识者所齿冷乎？然则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菲薄，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由上可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已经出现了否定传统文化核心观念的倾向，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只不过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还不是主流观点，仍然有大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对传统文化丧失自信，即便是调和派也是主张融合、吸收西方文化中积极的一面，使之成为对一部分不合于世界潮流的传统文化的糟粕做一有益的修正。

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实际上使中国成为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代表中国的北洋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并最终导致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五四运动”。

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年北伐战争之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应当说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国难的情况下的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发生的，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必然发生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假如从今天的观点看，它是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在文化上它主张砸烂孔家店，并错误地以为既然是新文化，就不能带有任何民族的色彩，因此就抹杀了一切民族文化的传统，甚至抹杀中国民族生活的特点。将中华民族文化上的民族特性也反对掉了。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虽然具有崇高的革命热情，但在热情之下缺乏冷静分析的能力。他们简单的抹杀了一切封建时代的旧事物，好像那些不过是历史的错误和愚蠢的产物。他们不善于把同一事物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区分开来看待，不能区别中国历史上带有人民性的东西，更不能看出在旧时代的人民大众的东西中，一方面虽然不可避免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行成了某种落后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彻底崩溃了。知识界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这种文化自信的崩溃，直到今天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