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_本章导读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本章导读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习近平同志指出，认真总结党的历史，更好地发挥党的历史的鉴今、资政作用，是新形势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迫切需要。申请入党的高校学生，都应该了解和熟悉党的光辉历程。只有全面深入地学习铭记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的奋斗历程，才能真正懂得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才能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坚定自己加入党组织，永远跟党走、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由来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
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来源：新华网）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决彻底地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
（一）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二大后，党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然而在帝国主义势力及其支持下，反动军阀血腥镇压工人运动。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推进国民革命的发展。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正确地评价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随后出现了大革命的洪流，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取得胜利。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于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图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及宣言。（来源：中国共产党党史图库）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回顾了三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情况，肯定了上年5月中央扩大会议对党的工作中右倾错误的批评，重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以及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一些方针，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这次大会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问题，也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掌控了军事权力，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妥协退让。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军阀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决定对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采取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在这场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这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二）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高举革命的旗帜，党的各级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受挫后，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秋收起义后不久，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于1927年12月11日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图为在莫斯科近郊举行中共六大会议的旧址。（来源：中国共产党党史图库）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制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纲；规定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盲动主义错误。六大后，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就是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党的建设问题，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而不是单纯的武装集团。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围剿”。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在与敌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等游击战原则，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先后四次“围剿”。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李德的错误指挥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根据地，踏上长征的道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左图为遵义会议会址。右图为遵义会议的会议室。（来源：中国共产党党史图库）
红军长征中的八次会师一览表 （来源：《党史博采》1996年第12期的《红军长征中的八次会师》）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灵活主动与敌人周旋，四渡赤水，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四川懋功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北发展。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张国焘不听从中央决定，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并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红二、四方面军经过朱德、刘伯承等的努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红军长征的前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到达西安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六项承诺。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的关头，开展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
（三）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经过长期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提出党的抗战路线，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日本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日军在所占领的中国土地上大肆烧杀淫掠，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惨案。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联系，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山东、苏南等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摘录）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
（七）改良人民生活：改变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处困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
（来源：人民网）
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泽东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是：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从1941年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四年之久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图为大会会场。（来源：中国共产党党史图库）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大会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美国先后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县以上城市150余座。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四）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回到抗战前的政治状况。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已不可避免。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但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又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假意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所谓“和平谈判”。经过43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然而国民党却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22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8年9月，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国民党军发起辽沈战役。11月，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发起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同时，发起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
图为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是在开国大典上
不少报纸、杂志刊登的回忆开国大典的新闻报道和纪实散文中，常常看到这样的说法：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竖体标题为“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主要报道10月1日首都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况。报头两侧醒目的位置上刊登的是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和朱总司令阅兵的照片。图为1949年10月1日和10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
实际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经典性和具有重大政治历史意义的名言出自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标题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而开国大典有关纪录片、录音以及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只有“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和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情节，并无“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来源：《新闻记者》2007年第3期）
为了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制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会议号召全党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全面开展筹建新中国的工作。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次政协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中国首都并改名为北京。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30多万群众参加了庆典，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和内外战乱频繁、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新的纪元。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炽热的革命热情，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为了打击不法资本家，清除党的干部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化分子，开展了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和在人民中的威信，加强了工人对私营工商业的监督和管理，打击和限制了不法资本家的生产经营活动，清除了党的干部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1953年7月27日中美朝韩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国营经济力量日益发展壮大。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
（二）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党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党的工作依然面临着挑战和考验。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图为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来源：中国共产党党史图库）
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及以上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强调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957年4月2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但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不满言论。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摘自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党内滋生出冒进情绪。1958年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展开，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为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的批驳，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反右倾”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左”的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讲民主集中制，他联系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阐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时间。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七千人大会后国民经济大规模全面调整情况统计表 （来源：《凤凰网》2011年1月11日）
从1956年到1966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这十年间，虽然在探讨社会主义道路中，党的路线也出现过偏向，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工业、科技、教育等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三）“**”的十年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爆发了。“**”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使“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
（来源：中国共产党党史图库）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正式规定为我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使“**”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大会通过的党章，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1971年9月，林彪在篡夺国家领导权的阴谋败露后制造叛逃事件。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继续坚持“工人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坚持“**”，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窃取了中央领导机构诸多权力。
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工作。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遭到了“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又引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爆发了“四五运动”。7月，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宣告历时十年的“**”已经结束，但没能纠正“**”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四、开创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正轨，改革开放的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路线中“左”倾问题未被纠正。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中央于1981年6月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背景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热爱和崇敬的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江青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内乱，标志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但是，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新的历史关头，必须对如何前进作出明确回答！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人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伟大中兴的新机遇。如在粉碎江青集团后不久，胡耀邦就提出了著名的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三条建言”，即“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但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重大考验，这就是吸取“**”教训，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围绕这个大问题党内主要形成了两种思路：一种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观点，基本上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种是解放思想，全面地纠正“**”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节选自《30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创建取得成功经验后， 198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十三大还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三大后，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然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党内少数领导同志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意识形态领域激进思潮涌起。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风波平息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进行调整，选举产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低潮。这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考验。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考察，并发表了“南方谈话”。这次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概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会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1997年9月12日到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以后，党中央先后就发展农业、国企改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十五”计划制定出一系列指导性方针。
（三）新世纪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1．十六大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建设小康社会就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跨世纪的理想和行动目标。经过20余年的努力，原来制定的小康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到20世纪末已在总体上得到实现。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为贯彻十六大精神，中央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深化机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制定“十一五”规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五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2．十七大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2007年10月15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十七大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作出全面部署。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为贯彻十七大精神，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制定“十二五”规划、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五年来，我们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十二五”规划，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十七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五年，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五年。五年来，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3. 2002—201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实践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前进过程中，我们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提出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开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空间。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遭遇严重困难，我们科学判断、果断决策，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积累了有效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经验。我们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重大胜利，妥善处置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党和人民经受住严峻考验，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十年来，我们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
与此同时，党中央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4．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十八大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主要目标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党和国家事业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5．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法治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中国社会进入深刻变革期之后，无论是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还是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都需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确保各项改革事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必然要求。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冲锋号，发出了开拓中国发展新境界的动员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了今后五年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在发展理念、发展政策、发展体制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系统总结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新的重大部署。此次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
6．深刻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逐步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应时代关切、实现人民福祉、建设现代中国的基本方略，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的，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只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实现这个总任务的关键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因此，抓住了这四个全面，就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有可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使整体利益产生乘数效应，从而带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新的战略突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提出并推进的，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习近平同志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的。“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揭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从习近平同志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这些重要论述看，每一个“全面”既有理论阐述，也有实践要求、工作部署，既有对事业全局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认识，更有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论述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为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探索，形成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方略，为我们治国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存在一个治理问题。对当代中国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不能得到坚持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能不能解决好，最终也要体现到我们治国理政的水平能不能提高上。“四个全面”每一个全面都体现了我们对治国理政的新的思考和探索，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治国理政方略。这一治国理政方略，吸收继承了人类文明的成果，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长远考虑，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