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人物的沉浮
中共一大人物的沉浮
高中华
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3名，分别是: 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他也是受陈独秀的派遣出席一大的)，旅日代表周佛海。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有52人或53人两种说法）。据李达回忆：“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人数为标准的。七个地区，每个地区产生两个代表，东京虽然只有两个党员，也产生两个代表，但其中只有一人回国，所以只有一个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一共15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议，起初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由于第六次会议进行时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为了安全，会议转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举行。中共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一致推选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任书记，李达、张国焘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在一大后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和革命道路：有的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信仰，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甚至革命未成身先死；有的背弃这一信仰，成为无产阶级阵营的叛徒；有的虽然一度脱离出党，但最后仍回到党的怀抱。中共一大代表的人生沉浮，有的是由于对党的认识不同，有的是目标理想存在差异，所以他们的人生结局也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自始至终领导中国革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和董必武
（一）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或润芝、咏芝），笔名子任，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一个富足的中农家庭。1911年春，到湖南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求学。1912年，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次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该校后来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1918年4月，与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1918年夏，卒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7月，他在长沙创刊并主编了《湘江评论》（后被军阀张敬尧查封）。1920年在上海结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陈独秀委托他在长沙销售《新青年》杂志，同时受到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开始倾向共产主义。1921年6月，他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通知，即于6月29日下午与湖南另一位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他们到上海后，住在博文女校里面。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后来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毛泽东当时之所以受到“特殊照顾”，一是个子较高，二是睡觉时爱打呼噜。
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和刘仁静一起担任会议书记员。对于毛泽东参加一大时的表现，当时的代表有两种回忆：一种说他比较活跃，善于思辨；另一种则说他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1979年3月刘仁静在答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关于毛泽东在一大会议上发言的内容是什么时说：“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办事员时，就与我认识了，我当时觉得他对报纸很重视，无论什么报纸他都看，不管是反动的或进步的报纸。” “在我的记忆中，毛泽东在一大上采取谨慎谦虚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很难将他突出来作为某种主张的代表。”
1921年8月，一大召开后毛泽东返回湖南。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7月，赴上海参加党的二大，因没有找到会议地址，未能出席会议。他也没有出席1925年的中共四大和1928年的中共六大。他在中共七大上讲话时说：“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在1923年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当选为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并担任秘书，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在1924年1月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落选中央局委员。1925年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代理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同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是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不过在中央苏区初期，他在党内也几经沉浮，先后被免去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等职务，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开始得到认可，被选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设立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一职，并推选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同时由毛泽东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1942年2月，领导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45年中共七大上，设立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推选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1959年，这一职务由刘少奇接任。此后，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概括了毛泽东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公正、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认为，“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功勋，他说：“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同样，毛泽东的历史功勋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许多国家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称毛泽东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英国首相卡拉汉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对他的无与伦比的纪念。”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说：“历史将说，从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绝的人物之一。”法国总统德斯坦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瑞士联邦主席格内吉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等等。
（二）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畬，号璧伍，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教师家中。1903年考取秀才。1905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1910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在党内有很高威望。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1918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董必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训，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认识到中国的独立，如果继续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他逐步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大思想转变。1920年夏天，董必武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知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9月，董必武等人在武汉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北支部，并负责湖北党支部的工作。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要求推选两名代表，出席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董必武曾自述参加中共一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建立了支部的)每一省派两名代表参加，……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这第一次大会的全部历史资料，都已失去了。我们决定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可是现在我们连党的这个最重要文件的抄本也没有。那时候，武汉中学是湖北省的共产主义中心。我们五个人成立了党支部，不久，在我的最进步的学生中，有十人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在党支部的五位发起人中，有三人后来脱离了党。一个成了自由主义者，一个现在在南京，还有一个在汉口当律师。只有陈潭秋和我保持着信仰。我不晓得陈潭秋现在下落如何，但我相信他仍在人世。没多时，武汉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共产主义据点了。我们计划开办一所外语学校，作为一个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一位名叫马马耶夫的俄国共产党员和他妻子到武汉来教外语，但这个计划没法实现，所以他们回上海去了。1921年，党扩展到工业中去。”
中共一大召开后，董必武历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担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二大上，董必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到日本，1928年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董必武回国后来到瑞金，担任红军学校的政治指导员。后来，他负责办中共中央党校，出任教务长、副校长。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并出任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10月，随同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先后出任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率领下，同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南京进行了长期的谈判。1945年，他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的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宪章》上签字。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先后担任过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务。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董必武终生信仰马列主义。1986年３月５日，在北京举行了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到会并讲话，称赞董必武：“从一个清末的秀才，成长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又成长为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中间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亲眼看到过旧中国几个朝代统治的黑暗和民族灾难的深重，经历过几个时期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风雨。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深切的了解，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生活有丰富的经验。他没有被旧的历史文化知识所束缚，没有被局部经验所限制，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把这些知识、经验提炼、升华为正确的思想原则，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他不断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精神营养。他的一些独创性的思想成果，也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宝库。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思想基础，他才能够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确掌握并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总是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的党性。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 这些评价是极为中肯、恰当的。
二、在革命道路中为党牺牲的代表性人物：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
（一）何叔衡
何叔衡（1876～1935），谱名启璇，学名瞻岵，出身在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1902年考中秀才。1911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成为终生挚友。1918年4月，他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传播革命理论，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同年，两人共同发起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赴上海一起出席了中共一大，当时他45岁，是参加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中共一大召开后，何叔衡与毛泽东着手筹建湖南党组织，10月，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成立，毛泽东任支部书记，何叔衡任支部委员。萧三在《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追述：“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10年10月10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
1922 年5 月，与毛泽东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委会，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委员。为加强党团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培养革命干部，他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利用“船山学社”创办自修大学的主张，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这期间毛泽东推荐何叔衡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接任他的主事的职务，何叔衡一面教书，一面培养发展党员，他介绍他的好友姜梦周、谢觉哉等人入党，这时的何叔衡被称为湖南建党的“老母鸡”。毛泽东对何叔衡十分尊重，对他的办事热忱特别欣赏，称“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何叔衡也常向人介绍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正在宁乡指导农运工作的何叔衡为了寻找党组织，毅然赶往长沙，不幸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到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经组织安排，于1928年与徐特立等人一起赴苏联，出席了中共六大。不久，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据徐特立回忆，在莫斯科，我们几个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1930年7月，从苏联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到全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主要是负责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把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到中央苏区。这期间，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先后被捕，其中大女婿被杀害于长沙。1931年11月，何叔衡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和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在政府的9个部中兼任了3个部的部长职务。他坚持原则，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处理每一个案件，获得广大军民的赞誉。
1933年冬到1934年夏，他受到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曾在中央政府机关的党总支召开的会议上受到批判，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也发表文章集中批判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并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他未获准随军转移，留在中央根据地
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香港途中，经过福建长汀县，不幸被地方武装民团发现包围。何叔衡在生死关头，起初不愿拖累别人突围，准备跳崖以身殉党，身负重伤后仍奋力与敌人搏斗，最后壮烈牺牲，时年60岁，实践了自己“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何叔衡牺牲后，谢觉哉深情怀念，曾赋诗追悼：“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谢觉哉曾说，何叔衡同志“很笃实，又很刚介”，有“‘见危不乱’的果决精神”。他“以能断自负，每在危疑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真正是临难不苟，至死不屈的革命志士。
（二）邓恩铭
邓恩铭（1901～1931），原名邓恩明，字仲尧，化名黄伯云、丁友民、佑民、又铭等，出身于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邓恩铭和王尽美为负责人。同年，邓恩铭接到中共一大召开的通知后，即从青岛赴沪。一大后，他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山东区委、中共青岛支部书记等职。1922年1月，他和王尽美一起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二大。
1925年，邓恩铭组织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同年11月，邓恩铭被捕入狱，后通过党组织托人保外就医。1927年4月，他出席了中共五大。此后，出任了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8年底，邓恩铭在济南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黎明，邓恩铭英勇就义，时年30岁。
（三）陈潭秋
陈潭秋（1896～1943），名澄，字云先，号潭秋，湖北黄冈县（今黄州区）陈策楼人。1914年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1919年，他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经董必武介绍，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1920年秋，董必武在武昌抚院街寓所里秘密召集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组，随后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并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
1921年7月，陈潭秋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据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九个临时寓客”就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
陈潭秋从建党直至牺牲，历任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北党的负责人。中共一大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安源地委、湖北区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京汉铁路发生了“二七”大罢工，陈潭秋是组织者之一，事后遭军阀通缉，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1924年秋回到武汉，组建中共武汉地委并担任领导。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陈潭秋因身份暴露被迫离开武汉，转赴江西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秘密配合南昌起义。1930年，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不幸被捕入狱，经组织营救，于1932年7月出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装扮成商人，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粮食人民委员，在反“围剿”斗争中，为保证部队供给作出了突出贡献，后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后，陈潭秋奉命留任中央苏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他在一次突围中被子弹打中右耳，几乎牺牲。1935年7月，陈潭秋被送到上海治疗。病愈后，奉命与陈云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开展工作。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化名徐杰，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担任与新疆军阀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1942年，新疆局势日趋严峻，国民党掀起反共**，蒋介石的代表到新疆活动，盛世才与蒋介石的勾结公开化。陈潭秋致电中央，请求撤出中共在新疆的全体同志。8月8日，中央指示除留高登榜等4人外，其余136人包括陈潭秋均撤回延安。陈潭秋不顾个人安危，要求所有人员分三批先撤到苏联，自己留在最后一批。1943年９月，他被盛世才逮捕。9月27日，他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秘密杀害于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时年47岁。当时，中央还不知陈潭秋被害的消息，1945年6月9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仍推选他为中央委员。
三、积劳成疾而最早离世的一大代表：王尽美
王尽美(1898～1925)，原名瑞俊，又名烬美、烬梅，字灼斋，山东诸城枳沟镇大北杏村人，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9年，他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选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冬，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1921年春，他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6月，他接到中共一大召开的通知后，即赴上海参加会议。
中共一大后，历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山东地委书记等职。他积极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1月，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一起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7月，赴上海出席了中共二大。会后他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并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王尽美积极组织罢工运动，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大罢工，担任过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并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同年11月，他在山海关领导建立了党的组织。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他重回山东，负责主持山东党组织的工作，积极发展党组织，办报写文章，组织民众演讲。1924年1月，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1月，王尽美带病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2月，他抱病组织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王尽美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四、虽然脱党，但终不放弃信仰的代表性人物：李汉俊和李达
（一）李达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今永州市冷水滩区)人。1909年中学毕业考入北平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 年8月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不久，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随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党组织书记，并共同担负起中共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据《包惠僧回忆录》所述：“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李达对此事也有回忆，据《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记载：“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称，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辞，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中共一大后，李达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宣传主任，并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李达由于受到张国焘的排挤，未能选进中央，他表示不再担任中央局宣传主任。同年11月，他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李达反对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党外合作，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他称自己“不愿意做国民党员”，遂于当年秋宣布脱党。毛泽东说，这是李达犯下一生“最大的错误”。
李达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有着多种主观和客观因素。据李达自述，原因有三：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李达自认为对革命实际工作不够积极，但为革命做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二、对中国共产党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求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想不通”，“不愿意做国民党员”。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过，他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与陈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先后在湖南大学等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唯物主义哲学，成为一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6年出版《现代社会学》，1937年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26年，他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他接受毛泽东聘请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北平等多所大学任教，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工作，发表了《社会学大纲》等著作，该书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
1949年，李达参加并策动了湖南和平起义。5月，回到北平。12月，经刘少奇介绍，由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作为历史证明人，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并担任中国哲学会会长，从事党的理论研究，写出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宣传毛泽东思想。李达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泽东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开始后，1966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8月24日在武汉去世,终年76岁。
（二）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出身于湖北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02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写作、翻译工作。五四运动后，李汉俊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早期发起人之一。1920年5月，他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与陈独秀等发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说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任代理书记。1921年初，与李达等组织筹划中共一大。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他的兄长李书城的寓所召开，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在会议上，他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据张国焘回忆，李汉俊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经常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实际上脱离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召开前夕，李汉俊曾向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李汉俊没有参加中共二大，中共二大仍推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直至1924年，党中央鉴于他主动脱党，正式将其正式开除。据蔡和森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同时他的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1925年，李汉俊彻底脱离中国共产党。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他虽然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身份，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当晚被枪决。1952年8月，毛泽东为其家属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五、历经曲折，迷途知返的代表性人物：刘仁静和包惠僧
（一）刘仁静
刘仁静（1902～1987），字养初，又名亦宇、敬云，出身在湖北应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先后到武昌博文书院高等科和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中就读。1917年，参加了恽代英创办的互助社。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被北洋政府逮捕。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为迫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刘仁静用心思考，拿起笔写文章，为斗争争理。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夜接养初（刘仁静——引者注）信，论不签字，快极透极，益长进矣。亟录之，以塞《学生》篇幅。”刘仁静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21年6月，刘仁静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刘仁静晚年曾回忆：“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选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一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代表。”“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刘仁静参加中共一大时，只有19岁，是最年轻的会议代表。
在中共一大上，刘仁静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维经斯基做翻译，并参与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刘仁静主张武装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公有制和联合第三国际等4条原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主张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做准备。他的这些主张得到多数代表的认可，并被写入了大会文件。中共一大后，刘仁静奉命留在上海协助李达工作，主要是筹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著作，从事理论宣传工作。
1921年12月，刘仁静回到北京。他和邓中夏一起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1922年11月，他与陈独秀等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介绍了在青年学生中工作开展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的情况。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刘仁静赞同共产国际提出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同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1926年，受党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会了俄语，同时开始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据刘仁静回忆：“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1929年，刘仁静在苏联学习结束在回国途中，突然转道土耳其，拜见了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国后，参加了托洛茨基派的活动，成立托派组织“十月社” ，并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1929年被开除出党。为生活所迫，刘仁静先后在国民党的《民主与统一》等报刊当主笔。《民主与统一》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他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直至退休。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因车祸在北京去世，时年85岁，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代表。
（二）包惠僧
包惠僧（1894～1979），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老人，出身在湖北黄冈一个农民家庭。 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召开前夕，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惠僧前往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惠僧留在广州工作。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来沪参加一大，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出席会议，并由包惠僧负责向他汇报会议情况。中共一大后，包惠僧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界周刊》。从1922年起，他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党
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第三团党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之后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6年1月，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包惠僧回到上海，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他在《包惠僧回忆录》中，自述了脱党经过：“我约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前后，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来同志后到，他告诉我：‘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我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武汉也待不下去，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八一南昌起义后，包惠僧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1930年，他恢复国民党党籍，1931年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九一八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1944年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1949年，包惠僧举家迁往澳门。9月上旬，他下定决心给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表明自己想留在大陆的愿望：“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一九五○年，我在革大(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引者注)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十二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最初，他说：“我除了学习以外，什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1957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成《包惠僧回忆录》，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时年85岁。
六、叛党投敌的代表性人物：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
（一）陈公博
陈公博(1890～1946)，原籍福建上杭，出身于广东南海一个官宦之家，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美。19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回广州和谭平山、谭植棠一同创办《群报》，任总编辑。作为广州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一大第六次大会召开之时，遭到法国巡捕搜查和盘问，当夜他所住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起“情杀”案，陈公博受到惊吓，第二天便携妻子返回了广州，没有参加在南湖举行的会议。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位没有参加全程会议的代表。他回到广州后，公开支持陈炯明叛乱，他在广州党组织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义务，成为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代表。1923年陈公博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他遂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1925年，陈公博毕业回国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结识了廖仲恺，为廖所器重，从此官运亨通。他历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和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廖仲恺被刺杀后，陈公博又为汪精卫看重。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部长。
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0年3月2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陈公博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院长、上海市长等要职，成为第二号大汉奸。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后，陈公博继任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出逃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引渡回国，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理陈公博。据《法庭听审记详》一文描述：“二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二时二十三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局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在起诉书中列举了陈公博的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经过公审，法院判处陈公博死刑。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不久，其上诉被最高法院驳回。6月3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行刑之前，陈公博执笔给蒋介石写信，信中写道：“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临死之际，这位参加中共建党的一大代表竟念念不忘反共，完全放弃了最初革命信念，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二）周佛海
周佛海（1897～1948），出身于湖南沅陵一个偏僻山村的没落官宦家庭。1917年初夏，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在其《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追忆了自己最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动机：“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动机，我决不说假话，……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着一种红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形象，时入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怀着这种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1921年，周佛海作为旅学日本的海外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一大后，他奉命参加和领导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11月初，他又返回日本，进入京都大学深造。从此，他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1924年5月他毕业回国，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之邀去当了秘书，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周佛海一脱党，便踏上反共道路，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与中国共产党决裂。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他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与汪精卫共谋所谓的“和平”。抗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12月，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逃离重庆，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越南河内。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主要策划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他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1939年5月，随汪精卫等前往日本同平沼内阁会谈，讨论汪伪政府的成立问题。周佛海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代行政院长之职。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国民党中央。8月20日，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1946年3月，蒋介石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判处其死刑。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下令特赦周佛海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中，终年51岁。
（三）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凯荫，出身于江西萍乡市上栗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被推举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后，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张国焘开始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转向社会主义，并参加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和组织工作。1921年7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由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张国焘被代表推选主持这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工作。据刘仁静回忆：“张国焘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也是喜欢出风头的人，凡是出头露面的机会，他一般不肯错过。在北京时他总抢着与李大钊联系，与苏俄人打交道。到上海开会他更积极，主持会议，研究议程，样样少不了他。应该承认，他掌握会议确实很机敏，包打听来窥测会场时，他当机立断，布置大家退场。所以，在我印象里，他是一大最活跃的人物。”
中共一大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担任主任，创办《劳动周刊》，开始发动和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1922年1月，张国焘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赴莫斯科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同年7月，他参加了党的二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1月，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前往郑州，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他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23年6月，张国焘参加中共三大，反对国共合作的政策。1924年1月，他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变节自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1925年1月，参加党的四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4月，参加党的五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同年7月底，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农工委员会主席。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严肃批评了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的错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张国焘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会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留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半。1931年1月，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取得了王明的信任。4月，他以中央代表身份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军分会主席。在此期间，他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党内、军内进行大规模的“肃反”，逮捕杀害了数以千计的革命者，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到川、陕地区以后，逐步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会师。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一职。张国焘继而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反对北上，并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境地区，另立党的“中央”，并自封“主席”。在党中央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最后取消了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张国焘在《我的错误》中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的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我应当申明，我已经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并坚决拥护党中央现在的路线，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路线，就不会深刻了解党目前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路线，因此，对于我自己过去错误更彻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对党的路线，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坚决的拥护。
我而且应当说到，在我与中央会合以后，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错误的过程，没有继续和加深自己的错误。但是在过去一时期中，没有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就没有能够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对于那些对我的错误缺乏了解的同志，没有能够起积极的帮助作用。
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与那些背叛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基本不同之点，就是我始终拥护共产国际。虽然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路线是不相容的，可是因为我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坚强信心，因此，我自信这是我能够改正错误最重要的保证。
由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恶习，堕入了狭隘经验论和机械论的泥坑，做了落后意识的尾巴，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和民族革命运动新**发展过程中，对于时局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的估计。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估计不够，反而做了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和军阀意识形态的俘虏，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重新表现出来。因此，要彻底克服错误，我自己必须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我并且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在党中央路线领导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为了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仍任命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过，此时的张国焘已有叛党之意。1938年4月，他利用到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下经西安叛逃到武汉，最后投靠了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张国焘被安排在军统特务戴笠手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并在军统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任研究员，成了国民党反共活动的谋士。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5年5月，他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冬，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分崩离析之际，此时的张国焘也成了惊弓之鸟，他全家逃往台北，但被国民党政权冷落一旁。无奈之下，他又于1949年举家移居香港。为维持生计，曾办过《中国之声》杂志。1961年，他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之约，撰写回忆录《我的回忆》。1968年，他移居加拿大生活。1976年，因中风，转入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老人病院治疗。1979年12月3日凌晨，张国焘因病去世于这家异国他乡的医院，时年82岁。
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洗礼，大浪淘沙，正如鲁迅先生所讲：“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这是鲁迅先生对革命历史的深刻概括，也极富哲理性。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它的成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点燃起来。正如李达所讲：“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规模虽然不大，所代表的党员人数虽然不多，所讨论的也不够广泛，但是它有着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直接参加领导之下，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领导核心。这一次大会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亿万劳苦大众改变自己命运的开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