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差学生，可是事实证明人的主观意识不能改变客观存在，而这个要命的事实就是我的四级还是没过。我知道要是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再过不了我就真的完蛋了，我会真的完了蛋了。树叶不停地掉在树下面我看着看着就很伤感，一个大男人为这点屁事伤感想想我自己都觉得恶心。

这样的生活何时才是个尽头啊？我站在学校空旷的草坪上看落日的时候恍惚地想起鲁迅叔叔的名言。我记得以前我念中学的时候老背他的文章，一大段一大段地背。可是考试又考不了多少，所以后来我就不背了。知道了不考我都还要背那我岂不是太傻。可是老师都喜欢傻学生的，所以我的老师在毕业的时候对我的评价就俩字儿：乖戾。这是三年以来我觉得他用的最有文化的一个词。我记得我同桌的一个女生每次背鲁迅的时候都会白眼狂翻像要撒手人寰，可是每次她都特别悠闲地回过神来倒是弄得我在旁边很紧张怕她昏过去老师要我背她去医务室。

我叫顾小北，我的朋友们叫我FOX。

我蜗居在上海这个中国最繁华最光怪陆离的城市却生活得如同原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时候连日出都不作，每天早上逃课逃的轻车熟路，睡醒后想好一个理由来安慰自己顺便安慰老师，过得不要太悠闲。

我上高数的时候看外语，上外语的时候看计算机，上计算机的时候睡觉。因为我的计算机老师是个天才，尽管我的电脑知识POOR到极致，但他就是有办法把课上得更加POOR。而且他最恶劣的地方在于上课的时候点一次名下课时还要点一次名。但就像英文教材的第三课题目一样，Itchangesnothing。我就曾经看见过一个男生低着头在下面叫了七声“到”，其中有三声时尖着嗓子替女生叫的。我当时特别想昏过去。

我的大学仗着政府撑腰把学校修建得如同皇家园林，我一个F大的朋友来找的时候在门口目瞪口呆，当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子你的学校真像流星花园里的英德学院，然后他勾着我的肩膀流着口水说，不知道有没有F4？

我瞪了他一眼，然后告诉他，有，很多个寝室都有，高数四个人全部fail，F4。

我的学校在郊区，所以校内高大而宏伟的白色建筑群同周围的灰色低矮的建筑比起来就显得特别鹤立鸡群。这个号称全上海最大的大学的确大得离谱，公交车的最后四站路分别就是我的学校的四个大门。东南西北。我很诗化地称之为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弄得好象西安古城一样。可是恶心的地方在于我并不是中文系或者历史系的，我是搞工科的影视工程。我要弄明白的是高等数学和光电物理，音频视频，摄像剪辑，动画特技和后期制作。支撑着我活下去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苟且地在这个专业里呆着，有朝一日也许会成为新的王家卫，因为毕竟上海也只有我现在的大学才有我的专业，而且在我进入这个学院之前王家卫就来做了次据说很精彩很意识流的讲座。对于后面一个形容词我老是迷茫的。关于一个演讲如何可以表现得很意识流曾经是在大一困惑了我一年的问题。

我们学院的院长就是曾经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那个在中国导演界跺一下脚就地震的可爱的老头，我们很亲切地称呼他谢导，不过只是背地里，在老师面前我们必须乖乖地称谢院长。谢导在我们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就在我们学校最豪华的J楼的最豪华的报告厅里做了一场关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报告。我听得格外专心而且做了笔记——因为我的辅导员逮到了我叫我做会议记录，威逼不用说，利诱在于可以加学分，于是我就慷慨地答应了，我是很会做生意的。报告的最后我们观看了谢导的经典影片《鸦片战争》，我只记得炮声轰隆隆轰隆隆，我像这里的音响设备真是好。

我的学校周围只有北门出去的一条路值得逛，所以每天晚上这里挤满了从学校晃出来的情侣，那些男生总是在风大的晚上找机会脱下衣服去裹身边刚弄到手的女朋友，一边裹一边目露凶光别有用意地说，小心凉，别冻着。说完白痴样嘿嘿地笑，傻得让我看了胃**。

我特别不屑，可是阿K特别感动，她总是一脸陶醉地说你看看人家男生多么体贴你再看可那你你就知道为什么你找不到女朋友了。我总是一脸不屑地往前走，手插在裤袋里头也不回地说：现在的女生就是没大脑，被人家卖了还数钱加运货。

可是不屑得连我自己也烦了，因为似乎好象我真的没有女朋友。

我问阿K，我是不是特别丑你不用给我面子直接说我撑得住。

阿K说，不是，你的眼睛不是很大可是凹下去了所以看上去很有神，鼻子很高很挺拔，嘴唇笑起来的时候会很有特别的弧线看上去特别邪气，一大帮子女生就喜欢这种笑容。

那是不是我太不修边幅？

相对女生而言是的，可是对比别的男生来说你可以算有洁癖而且相当严重。

那是不是我因缘未到呢？

去龙华寺求签好了，越问越离谱。阿K朝我猛番白眼。

我想想也是，这个问题是蛮傻的，于是不问了，自我安慰说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蛮好的，朱德庸不是说现在两个人至out一个人才最in吗？

我和阿K的认识如同所有劣质蹩脚的肥皂剧。那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在我特别痛恨的星期一的早上我遇见如同鬼魅的她。

星期一的特别之处在于有升旗仪式有晨跑有第一节的社会新论讲座，三重保险下的星期一是绝对逃不掉的。我在半昏迷状态中摸到J楼报告厅找到前三排最边上的一个位置坐下来，我看见桌子上有张卫生纸就拿来擦桌子了。后来阿K就跑过来对我说这个位子是她占好的，证据就是那张卫生纸，她早上放在那里表示有人了。

于是我就坐在过道的台阶上听完了那次报告，一边听一边做记录。等完了之后我站起来发现脚麻得像手术后麻醉剂过量。我之所以会让位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证据证明那张纸不是她放的，另一半原因是那天阿K蓬头垢面双眼浮肿人不像人鬼很像鬼，一看就是睡眠不足的样子，我知道这种情况下人的火气特别大，我不敢和她继续争论下去怕她操刀砍我。兔子急了还咬人何况眼前这个人绝对比兔子危险得多。

因为阿K觉得那天我的行为很绅士所以她决定请我吃饭，第二天阿K叫了一大桌子的菜我吃得特别努力，因为打的是我的饭卡。当阿K点好菜之后猛然发现她没带钱包。我很努力地看她的表情刻画司看到最后我还是无法分辨她那个“猛然发现”的真伪性，所以我只有自认倒霉地掏出我的饭卡并且心疼地看着食堂的阿姨打掉我接近一个星期的饭钱。

那天惟一比较令人安慰的是阿K出现在我面前的样子较之上次可以说是天上人间，女孩子还是要打扮的。突然想起来朱德庸说的，没有一个女人胆大到不化妆，而对于男人而言则是没有一个男人胆大到敢让自己的女人不化妆。

朱德庸是城市的大智者。

只是我的现代文学老师在知道我看朱德庸的时候很心痛地说我审美情趣怎么低级到这种地步。

我知道在他眼里我是个彻底的差学生。